西方自十七世纪后，运用科学方法建设医学并弃除原有医学中陈旧、宗教的成分，竭力发展实验主义的医学，尤其是 1857年巴斯德发现微生物后，击碎了疾病的神秘性，开创了现代医学发展的新纪元。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因源自西洋故称之为西医，因建立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基础之上也称科学医，又因与中国传统中医（旧医）相对又称新医，本文为陈述方便统一称新医。新医在清末已有所发展，但影响较小，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人民死伤甚众，中医束手无策，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奉朝廷急诏抽调具有西方医学背景的中外医师组建防疫队，成功扑灭这次大范围的瘟疫流行，全方位展示了新医的强大威力，为清政府高度赞赏并认可。至民国，新医已成为中国医界的轴心，政府在全社会倡导并推进新医的本土化进程，自始新医进入民众生活。在中医与新医产生激烈碰撞的同时，新医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发生对峙，导致新医举步维艰。

一、疫病隔离：新医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冲击

在控制传染病流行、维护公众健康方面，新医彰显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奇妙功效，施行的也是时人未所闻未所见过的防止疾病的独特模式：隔离治疗疫病患者以切断传播途径，注射疫苗以保护易感人群，其中隔离患者是控制疾病扩散最常用、最有效的基本手段，而隔离也成为刺向传统儒家伦理的一把利器。

烈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因为传染迅速、死亡惨烈，隔离是首选的防止扩散的举措，如对于霍乱病人，“倘有可疑的旅客，即行留验隔离，以消灭第一个患者，霍乱预防的第一步措施是厉行海陆空检疫。……第二步措施是设立隔离病院或病室，把一切霍乱患者都集中起来，将他们的吐泻物一律加以严密的消毒，就可以希望把这个传染的机会管制起来了。”[1]“如有患本病（伤寒）者，急速设法隔离，防备传染。”[2]一些慢性传染病也多采用隔离法，如肺结核。国内俗称肺痨，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病程长，疗效低，耗费身体、摧残精神，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社会危害极为严重，“以严格言之，肺痨患者应以人群之危险物自居，一切人世接触尽可能的与人隔绝则隔绝之。”[3]不仅强制隔离结核病人甚至还剥夺了结核病人的基本权利，“检查民众患有结核病时，强迫入公共医院或私人医院治疗，病未治愈不许其结婚。”[4]至于对付麻风病人则投至疯人院禁止与人接触也是广为人知。总之，针对传染病患者“政府于各地设有隔离病院，每医生发现传染病患者后，必须报告官厅，急令患者移于隔离病院，其家属亦暂令官厅看守，不得随意出入……患者未曾痊愈时，无论家族或其它人等，绝不准其往视病人……”[5]不仅仅是隔离单个传染病患者，有时甚至是以县或乡村为单位实施整体隔离，如民国二十九年秋，四川剑阁等处发生霍乱，“吾人即向县长及第十四区专署林专员建议，通令所属，若有霍乱流行之乡镇及其附近区域，一律禁止赶场。”[6]“除对来往旅客加以检视及预防注射外，并商得当地县长同意，于即日起，八周之内禁止剑阁人员出境，以免将疫症带往他处。”[6]

隔离病人确是阻断了传染病的传播路径，它将患者或带菌者、密切接触者限制于指定的场所，杜绝与外界接触，避免了病菌的对外扩散，保护周围健康人群安然无恙，是控制疫情蔓延极为有效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将患者置于一个冰冷的与外隔绝的世界，也撕裂了人们的情感交流，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互动，被隔离者或其亲属内心痛苦不堪、思想煎熬难耐、精神倍受折磨，促发了人们的悲凉心理甚或酿发人间悲剧，然这仅仅是表象，其背后则是以隔离为疾病控制手段的新医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搅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发源于人的自然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夫妇、父母、兄弟等聚集形成家庭、宗族等社会群体，群体内各成员也尽与自己生活地位相对应的本分，履行着儒学赋予的职责，在脉脉温情中维持群体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转、生生不息，对于这一点梁漱溟总结说：“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外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7]（第81-82页）几千年来，这种情谊关系已溶化沉积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与行为方式之中，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浑然一体，儒家本意是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本能的合乎礼仪的情感交往而达成人伦和谐、人际和睦进而促成整个社会的和平。而隔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粉碎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基础，对人伦秩序给予摧毁、对人间温情予以全面抹煞。在隔离面前，常人感到无助、惶恐、悲凉、绝望，其实质是新医所倡导的隔离治疗手段对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孝慈等情感观念的冲击，“况社会习俗中，于人心骤行遮断隔离之法，人民多所疑嘘。父施诸其子，必以为不慈；子施诸其父，必以为不孝；施之于夫妇，必以为不情；施之于友朋，必以为不义；施之于仆婢，必以为不仁。”[8]（第196页）又或“再以风俗习惯言，中国人民，向重孝道。人子对于其父母，送死每重于养生，今面同其子，而置其父母于死地，或父母既死，而不使其子女葬其尸身，此等苛政惨剧，虽禽兽不忍见，况人类乎。”[9]（第11页）

根据民国湖南名中医曾觉叟的描述，隔离已成杀人之“伎俩”，在隔离这把“屠刀”之下生命也将不保，儒学更无容身之所，儒家伦理亲情随之荡然无存，“奉天医士误认平常之伤风发热为鼠疫，冒昧倡言必须隔离，政府也冒昧从事，一见发热，即强用此法，即隔离之后，复闭以空房，洗以冷水，食以冷面包，即无病之人受此待遇，受此惊恐，亦不能支，其因此而致死者，遂即抬往焚烧，其有将死而未死者，亦强纳入棺中，往往在棺中尚有呼冤求救者（抬往焚烧之棺材皆不封口，故得闻其呼救之声），一家骨肉，顷刻之间，死别生离，而又无处申诉，亦可谓残酷之极也。”[10]作为湖南中医会长，曾觉叟对新医存有偏见，言辞可能过于极端，但隔离致人死亡确为事实。其笔下的人民也是对隔离惊皇不已，闻之色变，惟恐惨剧再演，殃及自身，“湘省去冬……故市中流行之病，皆为重伤风症，……而西医之预防中又载隔离一条矣，全市惊皇，莫知所措……试验之取脊髓汁，注射之直伤脑海，已大展其屠刀之伎俩。”[10]

简言之，新医控制疾病的隔离模式似一把利器刺伤儒学崇尚的仁爱思想，破坏了和谐这一儒家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11]（第163—164页）

二、儒学对新医的诘难

中国人饱受儒学浸润，其生活已经和儒学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儒学，儒学也是生活，没有人对日常生活中仁义情感、孝慈爱恋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它就像生活中的饮食、睡眠一样自然、平淡，但在突发事件或人生重大变故时，尤其是对方身陷囹圄的非常时刻，儒学的仁爱思想则迅速凸现、彰显，人们无视各种艰难险阻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保持家庭完整以及生活秩序的正常，人们自发地拒绝、抵制新医的疾病控制手段——隔离，“我国人对于隔离检疫这回事，恐怕能够十分了解的人，是不多见，甚至且有站在反对的地位，以为不‘亲侍汤药’这在为人子的义务上算是不孝，在臣的位置上就是不忠，在朋友的名分上就是不义，这种种的议论。所以在我国现在防疫政策上，倘若严格执行隔离检疫，在事实上一定困难不少。”[12]困难是必然存在的，如对于生病住院或已被隔离的亲属，近前探望、情感问候、嘘寒问暖已约定俗成，或内心自觉、或舆论使然，“而探视亲友患病之风俗，亦为传染病流行之媒介，相习成风，若对于患病中之亲友，不往探视，似违背于风俗人情，……”[13]民国名中医丁福保在论述结核病预防时做出一个假设，假定某人的父母或儿女不幸罹患肺结核，根据结核杆菌传染的特性，家人与看护为避免传染而远避四米不能接近，结果只能是患者坐以待毙，丁福保斥之为“岂非太无人情，太无道德。”[14]现实生活中，人情与道德是左右人们行为的主要精神力量，亲情面前危险不可畏，生命也无谓，“实际见他家结核患者，即望而生畏，若自己之儿女兄弟患之，则对于所谓可畏之结核，已一毫无戒于心，奋身乱加看护，视危险为无物，盖亦人情有以使然。”[14]儒学否定隔离的结果是“每遇传染病发现，须施行隔离检疫等手续常因患者或其家庭反对，而不果行。”[15]因不能隔离或隔离不能及时、严格执行，病人活动如常，和他人自由接触，“传染因之可以蔓延而流行，即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社会蒙其无穷之祸害。’”[13]

更有甚者，基于维护父子、夫妇等人伦美德，要求时人对新医的疾病传染学说不可提及，更不可宣扬，“要说接触病人，就要被病人传染，将来父病而子不敢伺候，妻病而夫不敢去过问，医师护士，从此改业，真要叫病人置于火墟中而后矣，疾病可能传染给人，尤为仁人君子不宜倡言。”[16]仁人君子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是读书人的生命追求与终极目标，具有深厚儒学功底且社会行为与儒学宗旨高度吻合的仁人君子，是儒学的捍卫者与守望者，社会生活中的引领者与社会成员的效仿者，仁人君子具有强大的气场效应，追随者甚众，其不倡言，其实就是否认，否认疾病的传染性，否认新医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其影响自然深远。

杨渡溪曾粗略谈到传统中医的出身，“顶好的是专讲汉文的老先生们，于诗书课暇翻弄翻弄医书，日后断症开方尚不失古训，至于二三等的就是科举时代久落孙山无以聊生的或是习商习贾兼涉医书的一俟人多求诊便行起医来了。”[17]从中医的出身可以断定大部分中医是熟读经书至少也是粗通儒学的文化人，并且中医和儒学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医书药典中直接借用一些儒学观点或术语如阴阳、五行、君臣等。儒学思想对传统中医的价值观及古代医学理论均有深度的影响，[18]（第178-179页）从这个角度看中医对西医的反驳就是儒学对新医的贬斥。

除去前文提到的一些名中医如曾觉叟等精通医理、学术精湛，能自如运用严谨的中医理论体系与儒家思想精髓逐点逐条在不同层次攻讦新医外，还有一些默默游走在乡间僻壤，并不知名的中医人士对新医知之甚少、不明其理，无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运用深邃的医药方剂知识与系统的儒家文化来评论新医，仅仅只是依靠自己掌握的肤浅的医学认识与行医实践经验贬低新医抬高中医，如平湖某报中医主办的《医药与健康》栏目中这样宣传：“注射死的细菌有什么用……很好的人体上注射菌苗是违反自然的……不若中医之于防疫，可以针其穴道，可以终身防疫……察其征象而用凉热之药，有防治兼收之功。”[19]也有中医认为隔离并非是好的疫病防治方法，中药完全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如“麻疹流行时，用紫草根作煎剂内服，连服四五剂，可免疫，即使传染，亦可无生命之危。”[20]其见解是否正确、方法能否奏效，自有实践检验，问题的关键是这类医者生活在民间，广泛接触民众、服务民众且深得民众信仰，又因其言论浅显易懂，故影响深广，能在民众中遍植对新医的怀疑。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在儒学的潜隐默化下以实际行动无声地反对隔离，拒绝新医。

三、儒学与新医冲突之原因分析

儒学与新医之间产生对抗的缘由是复杂多元的，和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以及卫生人员的素质、推行卫生行政的方式等均有一定的关联，但儒学与新医之间的诸多差异则是其根本原因。

（一）儒学的情感观与新医的科学观截然不同

儒学崇尚情感，孔子贵仁，而仁的本质含义就是“爱人”，“儒家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人的情感，如果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这一点显得十分突出。所谓‘重视’，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谈论人的存在问题；反过来，要讨论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等重要问题，必须从情感出发，从情感开始。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儒家哲学为情感哲学。这是儒家的传统（现代新儒家例外）。”[21]这种情感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爱亲是“仁”的核心或根基，虽然孔子也提出“泛爱众”的思想，但情感在向外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淡化，基于血缘关系组建的家庭或宗族则是这种情感交流的基本单位，夫妇之亲、父子之爱、兄弟之情都是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生成、演绎、释放，这种情感向外扩展则是宗族、社会的和谐有序、安定和睦。而新医是科学医学，它有意避开情感，“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的研究。”[22]（第12页）对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理性的研究，就必须时刻保持理智自觉抵制情感对思维运行的干扰，力求研究结果符合自然原貌，从而深度掌握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以摆脱自然对人的奴役与束缚，人类就可以掌控自然的运行以实现主体的既定目的。新医就是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或技术手段精确研究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措施祛除疾病，保持健康的知识体系。所以当性质、内容迥异的新医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疾病控制为目的的隔离冷漠、强硬地冲入宁静、和谐、温馨的以情感为中心的民间生活中时，必然引起民众的恐慌不安与混乱无序。儒学渗透在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中，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体现，在惯常的充满情义的生活遭受破坏的时候，人们自然以儒家文化倡导的仁爱思想予以坚强回击，驳斥科学、用激烈的言辞或粗暴的行动责难、非难新医。

（二）儒学与新医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悬殊

儒学从汉至清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虽然清末儒学式微。但这种式微仅限于政府及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层面，儒学依然活跃在民间，杜维明先生说：“在儒家的底层，像一般的农民、工人，他们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潜移默化的，用西方的说法就是‘心灵的积习’。 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尽管‘五四’以来儒家被摧残得很厉害，但是儒家心灵的积习、潜存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自我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和儒家有关……民间所蕴含的儒家的基本价值，远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厚。”[23]（第39页） 儒学在国人心中不可谓不深也。

民国时，新医在医界已占据统治地位，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就是以新医为核心建立的，多处突发疫情也是在新医的指导下扑灭的。“从前清末叶起，卫生两个字，已然流行在社会里面。到了民国以后，卫生两个字，更成了人们的口头禅”[24]、“公共卫生这个名词，在我们同胞们日常说话上，算是个新名词成为口头禅了。”[25]看起来好像民众已经接纳了新医，但事实未必如此，民国二十九年陕西省长安县三桥乡调查显示“又见西医消耗，为数最少，仅占消耗全数百分之五，查三桥为接近西京区域，文化应较开明，而西医发达尚且如此，其他外县更可想见，独中医消耗，占消耗全数百分之四十三。按农村中医，学术浅陋者居多，患者较难得经验较佳之中医诊疗，至于由于迷信消耗者，为数更多，几占消耗全数百分之五十三。可见农村因缺乏正当的医药与卫生教育，以致人民误踏于迷信之途，丧生于庸医之手，使有限之民膏耗于有害无利之境地，倘不深入民间又何从目击其实情果如斯耶。”[26]由此可知新医在民间依然是一种新鲜的事物，并没有深入人心，卫生这个名词仅仅是当时大城市口头禅。

当鲜为人知的新医和根深蒂固的儒学相遇时，人民本能地选择儒学，因为儒学已根植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许多人，只受过文学和宗教的教育，对健康事件从未学习过作逻辑的思考，他们不解科学原理，因而为情感所左右，也为那事关虔诚而牢守不破的意见所支配。”[27]政府暴力推进新医与人们自觉选择儒学必然发生冲突，导致了新医的举步维艰。

（三）儒学的自我性与新医的公共性对立

儒家文化倡导的是家庭基础上的人伦教育以实现家庭的和美圆满，并以此为模式推至全社会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当社会动荡或危机四伏时，虽然也有人积极参与其中治理社会、应对危机，但多数人则选择迅速退守家庭或家族，固守家庭基本人伦，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更多地关注个体自我的安身立命，“因为中国人向奉儒家思想为圭臬，只知有私关系的人伦道德，而绝难了解公关系的公民道德与社会道德，只看见家族和宗族的具体实在，而绝难想象国家和民族的抽象实在。只能从家族和宗族的原始观念向外推演，而不能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概念向内推究。”[28]与儒学关注私关系的人伦道德相反，新医则更注重群体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当疫情暴发时，新医基于病原微生物播散引发疾病传染的科学原理，主张对患者或带菌者进行隔离，限制其自由，断绝病原的继发感染，以确保健康群体免收病菌侵害，因此新医关注的是公共性事业。强调家庭伦理的儒学与追求公众健康的新医在宗旨与价值指向上迥异，儒学片面强调自身修养与家庭伦理而置公众健康于不顾，“吾国数千年社会之积习相延，及人民卫生知识之不普及，对于传染病根本即不知能传染于人，即偶有知能传染者，以道德心没落，不惜为害公众，仅知独善其身，至传染病之是否危害社会，固不问也。”[16]“但是一个人总有害病的时候，若是害了危险的传染病，就应该宁可牺牲了自己，不使他蔓延以来侵害公众，国家本来有法律禁止取缔，但是一方面还是靠着个人的道德。”[29]（第4-5页）但根据目前掌握的有限史料，其时民众的公德意识极其缺失，还没有发现为维护公众健康而自觉牺牲亲情的超越儒家伦理的大义行为，尽管是应该存在的。

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贯穿于整个民国期间，新医以隔离为手段的疫病控制方法引起人们的恐慌、愤怒并拒绝加以实施，导致新医的科学防病措施不能得以全面实施，进而疾病丛生、瘟疫肆掠，人民健康严重受损。但这种冲突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日趋稳定发展，以及民众的知识水平、思想意识不断提高而逐步走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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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医学 网址: http://xinyixue.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9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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